侯立中

说起国内大学来，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北大和清华，两校相比，清华理科见长，北大文科更是名声远扬。清末民国年间，我们高唐就有四人先后考入北大和清华，按时间顺序分别是田士懿、张静愚、王国耀、张守常。

第一位考入北京大学（前身叫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为北京大学），又是文科的高唐人是今尹集镇田寨村的田士懿（字德忱，号雅庵）。田士懿生于清光绪九年（1870年），逝世于1929年。他生于一个中道败落的耕读人家。1903年考中举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他考入中国最早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成为这所大学的第一位高唐籍学生。在这里，鸿儒巨擘的教诲、民主氛围的熏陶给了他良好的教益和启迪。辛亥革命在国内兴起时，他历任山东巨野、宁阳和湖南嘉禾、湘潭县知事。他一身正气，政声卓著，知事湘潭更是大气凛然。1920年，一只日本舰船由于正同英国争夺长江流域势力范围，有一天竟突然驶进湘潭码头，田闻听此事急率属下愤然前往，严词痛斥，不准登岸入市。日船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去。消息传开，无不翘指称颂。

田的义举令军阀不悦，于是他辞职投绂，北归京都，后回到家乡从事金石书画研究。国学大师王献唐先生称赞说：“性癖金石，几成陈痼”，“兼善书画”，“伏案钩稽，孜孜不倦”。他的多种名著被收藏在省图书馆古典文献特藏部，如《山左汉魏六朝贞石目》（木版）、《金石著述名家考略》（木版）、《增广金石名著汇目》、《字画丛钞》等。1929年病故于县城东街寓所，葬于田氏祖茔。他的业绩被收录到《聊城重要历史人物》等书籍。胡汝麟、陆和九等多位名家为其刻石树碑立于墓前，高度赞扬其高尚品德和治学成就。

第一位考入清华的是今鱼丘湖街道南街村人张静愚。1903年张静愚入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1910年考入省立济南农业学堂。早年考取清华留学预备学堂，期间以头等翻译的身份赴欧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留学英国，公费入利物浦大学工学院。归国后投身国民革命，加入黄埔军校，任校长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先后参加国民革命时期的东征、北伐战争，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长、国民政府北伐军航空部队司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署中将署长、国民政府财政部全国税务署署长。1946年当选为“国大代表”，1948年任国民政府第一届立法委员，与张治中先生过往甚密。1950年去台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中原大学董事长等职，1984年病故。

张先生和夫人陈秀德一生俭朴，两袖清风，痴心教育事业。每到一处都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积极办学，先后在重庆、苏州、台湾等地办学多处，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子女受父母影响均学有所成，他们虽身在世界各地，但情系祖国，热爱家乡，铭记父母的教诲，关注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2000年8月14日，张先生的子女——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国际著名生态学家张新时教授，台湾中原大学原校长张广正博士，旅居美国的张建君女士及其家人荣归故里，他们继承父母遗志，遵照父母的意愿，从遗产中捐出20万元人民币，以父母张静愚、陈秀德的名义在县第二中学设立了“静秀奖学金”，以资助德才兼备的二中学子顺利完成学业进入高校深造，为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这真可谓“捐款捐到家了”（县二中就地处鱼丘湖街道办事处）。值得一提的是，张先生的后人离开高唐时，还特意捧了一袋高唐黄土带给亲人，以做留念。

第二位考入北大的是王国耀（字一华，以字行世）。1912年6月生于尹集大王庄一个书香人家，自幼上学读书。1928年毕业于高唐中学（初中），1931年毕业于山东省立高级中学，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38年日寇已侵占高唐县城，高唐中学不得不迁至城南坟台村（今姜店镇）东头路北一座古庙里续办，师生们大多住在一家民房里。当时，这一带是抗日斗争的热土，青年王国耀不避艰险在这里挑起校长的重担。北大的兼容并包的传统，给了青年王国耀重要影响，并在抗日斗争中得以体现。此时高唐党组织的创始人金谷兰在1928年春惨遭地方反动势力镇压，于年初在临清金郝庄惨遭敌伪残害。高唐党组织岌岌可危处于低潮，而山东大学土木工程系肄业的（因投入抗日战争未及毕业）共产党人韩宁夫恰在此时奉党组织之命离开东北来到这里，以做教员为掩护，发展党员重建党组织，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做了大量工作。因此，在这所学校里也涌现出几位像董仪亭（曾任军分区副参谋长等职，已离休，现任总装备部老干部大学一分校校长）这样的杰出人物。不久，学校因日军袭扰而停办，韩宁夫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时任校长的王国耀功不可没。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唐中学在济南续办，1948年，王国耀二任高唐中学校长，兼教英汉两种语言文字。这时有一位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的成员在此执教，他名叫马骥，字千里，河北吴桥人，国立东北大学毕业。此人教英语课时常常宣传反内战、反饥饿等不满当局的言论，很受同学们欢迎。王国耀也很重用他，给了他较高的工资待遇。那几年，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饥寒交迫，极为艰难。王国耀对当局十分不满。他借讲授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课之机，以个人感受倾情讲授杜甫的穷困潦倒，声情并茂，如泣如诉，引起同学们的共鸣。这时，他的家庭也已残破不堪，他的原配夫人和长女先后离世。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他做了适当的安排，分配到历城中学当教师。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的家庭生活困难，上级给予多方照顾，安排他的第二任妻子到就近的小学教书。当年济南出版社的有关报刊对此有过报道。但他终因体弱多病而去世，终年只有五十多岁。其死可谓英年早逝，他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材料，口碑资料也有待查访。

由于尹集大户人家对教育的重视和熏染，当地还有一位考入北大的就是张守常先生，他是当今中国近代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张守常先生1922年出生于尹集北刘凑庄（今尹集镇后刘庄），少时聪颖好学，多才多艺，初中阶段就读于济南（济南中学）、高唐（高唐一中前13级）两地。1941年去北京读高中，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后转入历史系。1948年毕业后在北大图书馆专修学习二年。北大的六年熏陶为张守常先生日后的学术成就和他的民主、民族革命意识产生了积极影响。1948年他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人民教育工作者联盟”，这期间，他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启发诱导青年人认清形势，明辨是非，走向革命。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守常在济南中学（今济南一中）念初中时就发表了散文《秋天来到的时候》（见《时代青年》第一卷第六期——1936年10月30日济南版），以后话剧、（连载）小说、诗歌、文论均屡见报刊。北平沦陷被日本侵占后，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不做汉奸事，不在敌伪报刊上发表文章。北平解放前夕，他又多以文艺（如戏剧、诗歌、散文等）抨击时弊，揭露黑暗腐败。其中2000年出版的由欧阳中石题签、季羡林作序、张守常编著的《拂晓集》就收录了他当年写作的诸多文章。1953年起即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讲师。由于历史的原因，1980年落实政策始任副教授，1985年任教授带研究生。他最早的专著是《中国近代史纲要》（1952年），最大部头的书是《太平天国史资料选编》，包括少数与他人的合著，他的文集约有15部之多，其他散论不下百篇。总计他已发表的文字约在千万言以上，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独到成果，对太平天国北伐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其业绩已载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中。他每有著作出版面世，常常赠予家乡人。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回家乡作报告、办书画展，他的手迹县人颇多。除了在北师大教课带研究生外，他还常常应邀赴外地讲学、参加学术研讨会等。某次一个全国性史学会议在山东召开，张教授是这个学会的理事，于是他带了县里的一位同志参加，目的就是让这位同志亲聆专家学者教诲，开眼界、长见识、增才干，为家乡人才的培养真是煞费苦心。（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