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禅烧画慰故人

　　上个世纪70年代，一位老先生步履蹒跚地亲自上门找到李苦禅，说自己十分喜欢李苦禅的作品，想向李苦禅求一幅画。虽然前来求画的人非常多，但眼见老先生求画的心情十分迫切，李苦禅便当即答应下来。不巧的是，那几天李苦禅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不能立即动笔，给那位老先生作画的事情就暂时耽搁了几天。当时，李苦禅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他觉得也不急在这一两天，耽搁几天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还没来得及给老先生动笔作画，一天早晨，他竟然得到了老先生已经去世的消息，震惊之后，李苦禅后悔不已，甚至跺足垂泪不止，觉得自己辜负了老先生的一番信任。先生没能见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老先生一定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
    心情稍稍平静下来之后，李苦禅拖着病痛折磨得十分虚弱的身体，走到画案前，泪眼朦胧之中挥毫画了一幅《白莲图》，而后钤好印章，最后郑重严肃地在画作上题写了老先生的名字。待墨迹全都干爽之后，李苦禅又亲自拿着那幅画作走到庭院之中，对天肃立，默默祷告，禁不住又一次流泪不止。而后，李苦禅点燃了自己刚刚完成的那幅画作。等到画作完全烧成了灰，李苦禅才心情沉重地走回了画室。
    事后，李苦禅多次跟自己的学生及身边的人提及此事，而且颇多遗憾和愧疚地说：“我从来没有失信于人，惟此事愧对老先生，铸成终生遗憾。今后，再有人向我求画，只要是我答应下来的，你们一定要及时地催促我，切勿让我再失信于人” 。

　　　　　　　　　　朱昌祚的故事

一门两代守台湾

　　高唐城北有朱楼村，村里居民大部分姓朱，这些朱姓人家大都是清朝康熙年间兵部尚书朱昌祚的同族。朱昌祚（1627年-1667年）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受命巡抚浙江，康熙三年（1664年）又加福建总督，台湾自古隶属福建，向来为福建总督辖地。朱昌祚巡督台湾将近四年，为当地民众请愿上疏就达11次。清朝初年，为避海盗和出于收复台湾的需要，清廷将大批台湾居民迁入内地，并将原居民的住宅全部烧光，夷为平地，造成大批民众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朱昌祚刚刚上任就单骑访苦，遍巡难民，适时抚慰，他常常即刻解囊出资，还率下属捐赈，解决难民燃眉之急。每当访到重大灾情，朱昌祚就随即绘图行文上奏朝廷，请求照例发帑给田，搭盖房舍。在朱昌祚的关照下，一时间有十多万难民得以解决温饱。
朱昌祚胞弟朱宏祚（1630年-1700年）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升任闽浙总督。督抚台湾三年间，朱宏祚政绩卓著，当时翰林院有《朱宏祚行状》，其中写道：“台湾孤悬海外，土著之民多业耕猎，往往为奸弁侵蚀，公皆严禁，乃止。”
朱宏祚子朱纲（生卒年不详）也曾督抚台湾。清雍正六年（1728年）朱纲迁任福建巡抚。朱纲深自刻励，为官各处都有政绩。在福建巡抚任上，朱纲更是尽瘁王事，积劳成疾，年55岁而卒。从朱昌祚到朱纲，朱门在64年间两代三人巡督台湾，可算是与台湾不一般的情缘。
说到与台湾的情缘，高唐城南周楼村的陈一鹏（生卒年不详）更要大书一笔。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将领陈一鹏随水师提督施琅挥戈南海，收复台湾等36个岛屿，使台湾重新纳入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中，为祖国统一立下汗马功劳。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陈一鹏以战功擢左都督，康熙皇帝颁诏诰封，称颂陈一鹏的功勋。
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陈一鹏的部将刘福立有大功。刘福（生卒年不详）是福建安溪人，身高力大，智勇过人，为武林高手，他加入清军后常年随陈一鹏征战，屡建战功，先授游击，再拜参将。陈一鹏军从台湾凯旋回师后驻扎在东昌，刘福受旨垦地高唐尚官屯。当时，陈一鹏因年老解甲回归故里，刘福则仍执戈操矛，为国征战。康熙二十九年，刘福再次奉旨镇守古北口，班师后仍屯军高唐，因其屡战屡胜战功卓著，旨受镇国将军。年老后，刘福请求编入高唐民籍，安家尚官屯，现在的尚官屯南刘家便多为刘福后裔。刘福辛勤劳作，传授武艺，高唐的“南拳”就是刘福所传。刘福还重视文化教育，子孙多学有所成，他有八子，均效忠朝廷，其中二子战死沙场。91岁时刘福无疾而终，长眠在高唐的土地上。

朱昌祚为民请命

　　清军入关后,满清贵族大肆圈占土地。广大汉族人民倾家荡产,四处流浪。一些贵族为了霸占良田沃土,还利用权势更换所圈占土地,这对汉族人民无疑雪上加霜。面对成千上万的汉民元以为生,-些正直的汉族大臣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朱昌祚就是这些大臣中最著名的一位。
    朱昌祚（?——1670）字云门,高唐朱楼人。8岁时,随父母移居历城县。12岁从军北上,被编入汉军镶白旗。昌祚自幼聪颖异常,精通满汉语,被选为宗人府启心郎（翻译）,启心郎属正三品,每议事坐其中,地位非常重要,顺治十八年（1661）,昌祚外出任浙江巡抚。抵任后,浙江全省遇特大旱灾,昌祚一面捐金煮粥以活饥民,一面疏请赈恤,浙民赖以活命。当时海寇尚末肃请,朝廷有旨令濒海居民迁移内地,昌祚上疏要求酌拔荒田,让内迁居民开垦为生,待三年土地成熟后再照例起科,其旧居原址田亩丁粮,请予免除。所奏均得实行,当时,陕西巡抚雇申忠条奏军民应该一体听徭,朝廷下令各省议行。昌祚又上疏说,“浙江省各卫所均有运粮之责,其闲丁每年也各赋丁银,认为贴造粮船之费,与陕西省卫所居粮者情况不同,难以再让百姓加倍服役”。于是此事遂放置。昌祚在浙江四年,勤政爱民,不怕犯颜,频频上疏减轻当地百姓负担,作为封建社会的封疆大吏,难能可贵。康熙三年（1664）,昌祚以政绩显著被摧为福建总督,因老母病逝而未到任。
    康熙五年（1666）,昌祚任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在总督中,直隶总督地位最为重要。他一上任就考虑怎样减轻当地百姓的负担。是年冬,他上疏说“直隶总督经制额兵,旧驻河间,提标额兵,旧位大名。现在总督驻扎大名,提督改驻河间,若令两标兵彼此调移恐怕携家带口,致使连累百姓。要求兔调兵丁,只更换统辖之将之便”。
    康熙初年,皇帝幼小,议政大臣鳌拜擅权独断,骄横跋扈,凡忤己意者辄置之死地,朝廷内外无不闻之丧胆。如
大臣费扬古与鳌拜有隙,其子侍卫倭赫不礼敬整拜,整拜即以倭赫擅骑御马、擅用御弓等罪名,将倭赫论斩,罪及其父费扬古。鳌拜与苏克萨哈共同辅政,因议事不合,矛盾日理深。鳌拜即以“怨望”、“有异志”等名,将苏克萨哈凌迟处死,族诛。其残暴狠毒如此。
    康熙五年（1666）正月,鳌拜以本旗镶黄旗的土地,因以前被多尔交正白旗所宙,故决心更换。于是命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主持圈换土地。昌祚经实地勘察,发现自圈地令一传,京东各州县数百里寸土不耕,旗民与百姓“失业者数十万人”。成千上万的士民上呈,-请求停止圈地,旗民也不愿圈换。于是,他与苏纳海、王登联一起上疏,恳求停止圈换土地。他在《请停止圈地疏》中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详细分析了应停止圈地的原因：一、现在行圈换地商,皆振振有词。……不愿有此举恳勉强拔给,难免日后申诉,后果不堪设想。而、两旗分得旧处庄地，20年来相安已久，且无不有父母坟墓在焉。一旦更易,不能相互易徙,必守候日久,正值隆冬,穷苦者冷冻可悯。三、从士民环衙门哀泣看,有谓被圈之地家,即令他往,无处投奔者,有谓时值隆冬,扶老携幼,远徙他乡,恐地方疑为逃人,不肯收容者,有谓祖宗骸骨,父母丘垄,不忍抛弃者等等,凡此不一而足。四、遍蓟州及遵化等应换之地,一闻圈地,自本年秋收之后,周围四、五百里,尽抛弃不耕,明年夏尽,何以度冬。五、京东各州县合计旗民与百姓失业者数十万人,困地荒芜,无以谋生,岂无链而走险而起哗变者?
    朱昌祚详尽地分析了圈地所造成的危害后,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关心百姓疾苦,为民作主的可贵感情。他深知鳌拜为人,也知道件其意的后果将意味着什么,却为民请命,据理力争,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坚定地说:“地方出乱子,这关系到为臣的责任,不敢因畏忌而超出本分,不能对此置若罔闯”。鳌拜闻秦大怒,矫旨将朱昌祚及同时上疏的苏纳海、王登联一同处以绞刑。直隶士民闻其死,哭声恸天地,如丧考妣。时人在《朱昌祚案》一文中感叹云：“昌祚、登联为民请命,死非其罪,士类丧气”。
    康熙八年（1669）,鳌拜伏诛。康熙帝特谕吏部日；“原任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于拔换地商时,见旗、民交因,有地方之责,其疏奏闻。鳌拜非其职掌,妄行干预,不按律文,诬陷至死,深为可悯!其予昭雪,以示仁恩”。并复昌作原职,谥“勤愍”,荫子朱绂入监读书,授督捕理事官。后官至大理寺卿。
    朱昌祚为民请命而死，作为封建官吏，起品质难的可贵，值得后人怀念,因昌样一家移居历城县,他的后代也居住历城,故其生平事迹乡人鲜知之,故撰比文,以示纪念。

吕才情倾秃大妮  棒打不散留美名

    清平镇吕庄一带，关于吕才的轶闻趣事、古老传说颇多，其中有两则影响较深。
    一则是修改历法。唐初所用历法是汉朝所制，年久缺修，舛误甚多，故唐太宗命吕才修改。吕才早对天文规律有所研究，再联系四季气候变化的实际，只用一天一夜时间，就将历法改毕。皇帝随即颁发全国。历法中二十四节气的特指含义正与齐鲁一带相当，尤与鲁西北地区吻合。“三伏”最热，“三九”最冷；“忙种”正是夏收夏种，江南此半月之前已收麦，东北一月后方开镰；“霜降”之时准时下霜，江南两月后见霜，东北一月前下雪。这正是吕才在修改历法时结合家乡气候实际的结果。
    另一则传说是吕才和秃大妮的婚恋故事。
    清平一带有一地方歇后语：吕才与秃大妮----棒打不散。
    吕才家庭原不富裕，祖辈过着男耕女织、勤俭度日的生活。不过吕才的父亲相信学文化能脱贫困，便节衣缩食供吕才读书。少年的吕才，不但身高体壮、俊秀出群，学习也很争气，在同龄学童中，吕才一直名列前茅。且有博览群书之癖好。有一股他人不具的好奇、求解、弄懂的钻劲。早在庠序之时，除完成所学课业外，还涉猎乐、艺、天文、地理、历史等所及的各种各类学问。是学童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吕才十六岁这年，在邻村皮庄就读。很快便成了皮庄村人人皆知的少年才子了，自然引起村中那些有财有势的绅士们的注意。有适龄女儿者，便动了招为东床的心思。于是上门允亲者甚众，均被吕才设方让父母婉辞了。唯独皮庄东南街宋氏之女青儿未被拒之门外。
    青儿当年十五岁，生得丽质玉体，端庄秀丽，是全村会理家、会处事的巧姑娘。在吕才上学路上，有意无意的两人经常相遇，虽无语言交谈，但见眼神流转。久而久之，两心相印，悄悄的坠入爱河。一经提亲，双方同意，很快便定了秦晋之好。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料，青儿在十七岁时，突染一场大病，满头青丝一夜脱光。请遍医生，想尽办法，结果根发不见，巧姑娘变成了秃大妮。从此，知其真名者渐少，秃大妮成了青儿的大名。吕才与青儿是真心相爱，在看病过程中，吕才给予了很周到的关注和宽慰。怎奈青儿自惭形秽，觉得配不上吕才，便主动提出毁约退婚，劝吕才另寻佳偶。吕才并非随意移情之徒，决心与青儿厮守终生。
    这年春末一个晴朗的清晨，青儿包好头巾穿戴整齐，在上学路上迎到吕才，提出陪她走走，两人信步西行。吕才欣赏着青儿的美丽说：“你今天穿上这身淡绿色的新衣服更加漂亮了。”青儿抿嘴笑了笑说：“你能再用你创造的‘尺八’吹你编的那首《农乐曲》吗？”吕才顺手从书袋中掏出“尺八”吹了起来。两人沉浸在快乐中。曲停之后，青儿说：“请遍了名医，踏遍了药铺，头上药膏涂了一层又一层，不见病情好转。近几天头皮日渐肿胀，其下痒痛难忍，病情加重，已无治愈希望，你还是早寻伴侣吧。”吕才急切相劝：“我想办法，一定将病治好，万一不治，我们也将一生在一起。”
    一个忍痛断情，一个信誓旦旦。
    走上村西行水河的木桥，青儿突然停下脚步，一改羞怯慢语常态，严肃决然地对吕才说：“我不能误了你，才君珍重！”急行两步跨过桥栏，一头冲向河中心的急流，只见淡绿色的上衣随浪翻动几下，不见人影了，吕才只守男女授受不亲之规，始终与青儿保持一定距离，虽然急趋向前也没来得及抓住心爱的青儿。吕才忙回村喊人来救。几十个水性好的汉子，闻讯赶来，跃入河中，捞摸了半天，一无所获，只是望着水深浪急的河水发呆。
    前一年大雨，这条行水河，水漫东堤，造成两府四县受灾，损失惨重。重臣温彦博受命沿行水河巡视，酝酿治水奏章。这天正在官船上观察堤岸，船行至木桥以北，忽见一绿衣身影随水顺流而下，直冲官船而来。温大人马上命船工停船打捞。非常顺利地将青儿拉到船上，经抢救，慢慢苏醒过来。在吕才还未回到岸边时，温大人已命官船速速顺流返回。青儿被几个女侍从拥在船舱内，她一身串亲时才穿的土式礼服，一脸黄白色的憔悴颜容，满头乌黑不及半分的超短发，颤颤的紫色嘴唇欲张又合，疑惑的眼光在周围人身上转来扫去。
    “我还活着吗？这是哪里？”青儿终于开口了。
    “这是官船，是温大人把你救上来的。”女侍从们众口回答着。
    “救我这个秃姑娘干什么呀！呜----”青儿又哭起来。
    “还以为你是出家的尼姑哩，这不是有一头短短的黑发吗？为什么自己说是秃子？”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此时温大人另有解释：“可能黑发早已形成，被因外治敷药弄得坏死的一层表皮蒙盖着。经河水撞击冲刷，表皮脱掉了，露出了一头短发。”青儿听罢，用手一摸，竟然当着陌生人的面，一跃身跳了起来，憔悴的脸上充满着笑容。
    青儿随温大人进京。温彦博及其夫人甚喜青儿，便将其认为义女，自此青儿过起了官宦之家的豪华生活。
    几次冬过春来，青儿年及二十一岁了，青春使她更妩媚，教养使她丰富了内在风韵。
    这年开考，各地学子从四面八方蜂拥至京。东路赴京的学子中当然有吕才，他今年已二十二岁。因首次参考，被那阵势吓得仨魂跑了两个半，发挥不佳，名落孙山。吕才不灰心，不气馁，决心下次中榜。便一边踏在回乡的路上，一边用自制的乐器“尺八”（因制成后，器长一尺八寸，遂命名为尺八，此乐器当今日本仍盛行）吹奏自编的《农乐曲》。边吹边走，自赏自乐。此时恰逢温彦博下朝归府，在青顶轿内听到乐声，勾起一件心事：皇上让寻懂乐之人，意欲修增礼乐。苦寻两旬，未得人才。这乐声圆润悦耳，曲调婉转传情，是何人所为？手挑轿帘一望，见一学子边走遍吹，曲传心声，悠然自得。便喊一声“停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自此，吕才便成了温大人家的门客。按大人之意专攻曲乐。斗转星移，白马过隙，几年过去，吕才被推荐入朝面见天子，召直弘文馆。经吕才改增的宫廷音乐很快使天子满意；已淹周武帝三局象经，经吕才挖掘，圣上又多一玩趣；谈地理善制图；说天文会修历；懂军事能布阵；通历史纂《隋书》，吕才成了多能学者。于是提亲允女者不绝，只是那位跳河的青儿，仍然占据着吕才心中的那方婚恋宝地，容不得他人侵犯。
    这年仲秋，温彦博的后花园中，月亮刚刚爬上楼顶，在此赏月的温家宝眷，便举杯赋诗的热闹起来。酒至半酣，温彦博突发异想，便“叫吕才到后花园来吹奏一曲。”话一出口，使宝眷中的义女青儿全身抖动一下，“吕才”二字敲得她全身战栗，大家闺秀的涵养马上将情压盖得严严实实。不过心中不住地祈求：是他，一定是他，千万不要是重名……
    吕才在温家几年,从未进过后院.此时在仆人的带领下,过长廊、跨小桥、绕假山、傍花圃，来到后花园，在温大人的安排下，吕才于众人面前坐定。他不敢正视温家眷属，眼睛望着天空的圆月，拿出“尺八”，激情奔放地吹起了《农乐曲》。这飘逸潇洒的身影，这熟悉的“尺八”，这动听的《农乐曲》，使青儿回到了故乡的皮庄，回到了吕才上学必经的路口，回到了堤上的曲径，回到了亲人的身边。她突然站起，又慢慢地坐下：吕才娶妻没有？另有心中人了吗？……
    过后经话头语尾、旁敲侧击地打探，青儿终于得知：吕才尚未娶妻，且无意中人。便冲破羞怯的罗网，向温夫人道出了自己的心事。此时，温彦博夫妇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青儿一直拒嫁，吕才不娶呢？原来他们在相互等待。于是温大人为他们举办了婚礼。两人的喜出望外、如风如狂的感情交流在此不再多陈。
    婚后，吕才携夫人回吕庄探亲拜祖，当人们得知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曲折故事后，便广传为佳话。久而久之，将故事锤炼成一句地方歇后语：吕才与秃大妮——棒打不散。

指桑骂槐

　　高唐文庙在清末、民国年间是高唐县的文化教育重地、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中心。当年进步学生经常在此开展反封建、反军阀、争民主、要自由的民主革命活动。
    1972年春，高唐县还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属地。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炮声，宣告了军阀统治的末路将至。于是县长张振声与地主恶霸、土匪强盗、道会头子沆瀣一气联手挣扎。除政治上迫害、经济上暴敛以外，在思想文化方面利用儒教中反对民主革命的只言片语迷惑众生。高唐中学的学子们在校长金石兰（高唐第一个共产党员金谷兰的胞兄，金谷兰系随他求学、成人）的影响之下，民主革命情绪高涨，是当时高唐县反封建、反军阀的劲旅。他们已不满足游行喊口号之类的活动了，便由中学的师生们排演了独幕话剧《子见南子》，晓明师生反封建的决心，借古讽今以使统治者当局有所收敛。特意邀请张振声等头目们看了《子见南子》的公演，但见他们装聋作哑无动于衷。师生们不得不指名道姓进行声讨了。
    1927年的3月，春已暖，花未开，每年此时，县政府总是要大喊种树。只是喊，种不种却从不理会。这一年又喊了，于是中学师生“响应号召”要择日去文庙植树。
   这天正逢高唐大集，上午十时左右，街上已是人头攒动了。此时，中学门口鼓声咚咚，群号齐鸣。军乐队在前，后有八个学生分别抬着两棵满把粗的小桑树，再后边是两出话剧的人物造型，以简单的动作形成街头活报剧。一出为前几天刚刚公演的《子见南子》；另一出则是中学教师李曰甸编剧、学生郭宗伦主演的《打倒陈毓三》最后是整齐的师生队列。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出校门向西奔文庙而去。一路上喊着“打倒军阀！”、“打倒封建主义！”、“打倒陈毓三！”的口号。赶集的群众立马停止了买卖，夹道观看，人山人海。更有不少人跟在师生队伍后边，要看个究竟。
    文庙的灵星门上早有人贴上了对联。上联为：“舞台上鞭鞑圣人借古讽今”，下联是：“生活中迁怒侍从指桑骂槐”，横批是：“植树以志”。这对联诠释了这次活动的主题。为使影响长效，在灵星门内两侧原有的国槐北边，师生动手种上了抬来的两颗桑树。

这次植树活动激怒了张振声、李长兴等高唐县封建反动势力的头目们。对联中的“古”指圣人，今指谁？当然陈毓三是侍从类小吏，是“桑”。谁是对联中的“槐”？脸皮再厚也被戳破了。但是国民革命军的逼近，使他们忙于自保，已无暇对师生进行报复了。
    当时的在校学生苏兰生，五十多年后的1980年暂住城内东街时，还多次笑谈“指桑骂槐”一事。
    那两棵桑树后来兴旺。2001年招待所改建时刨掉了。因修路拓街文庙院落北退，又将槐树遗之门外。2003年，东边的这棵槐树已经干枯了。但中学师生的革命精神一定会永存。

田士懿的故事

当官能为民做主辞官专心高著述——从县知事到大学者的田士懿

　　“田大人是恩人！”

　　“田大人不能走！”……
    一阵苦苦的哀求声划破了古城山东宁阳的夜空，霎时间遮道攀辕、叩头作揖的人群挤满了宁阳西门外通往省城的大道，极力挽留，几经周旋，方见一位大汉手举着一双崭新的白底黑帮布鞋，而众乡亲分列大道两旁，让开那辆骡马轿车朝省城而去。这辆轿车内坐的是谁？群众为什么苦苦挽留，不得已留下一双鞋子让他走去？
那位文质彬彬的乘车人正是高唐人田士懿。
    田士懿（1870—1929），字德忱，号稚庵，清同治九年（1870年）出生于山东省高唐县田寨村（今隶属高唐县尹集镇）一个中道败落的书香人家。其高祖田纯斋和曾祖田南滨都处于清朝的乾隆（1736—1795）盛世，一个是教谕，一个是贡生，田家在当时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均占，在高唐可谓地位显赫了。但随着社会的变化，特别是清嘉庆年间（1796—1820），尤其是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疯狂掠夺和国内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榨取，使国家衰败不堪，民生凋敝，苦不堪言，就连出身书香门第的田氏家族也难以为继。到了田士懿的祖父田相廷和父亲田方布时，昔日的显赫已不复存在。他祖父和父亲虽也读了些“四书”、“五经”，但终因家境不佳而中断，这个书香之家也就中途败落了。之后田家以务农为主，兼以经商。由于书香家庭的底蕴和熏陶，他的祖父和父亲除了养家糊口之外，每有盈余便购置图书典籍，长此以往，家庭藏书多达6000卷。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相当与清朝末年聊城（东昌）一处书院的藏书。其祖父相廷和父亲常常指着家中的藏书对田士懿说：“吾家书香自汝复之”（见1936年《高唐县志》胡汝麟撰田士懿墓志铭）。这正如民间那句俗话：“家有遗产万贯，不如教子读书万卷。” 田士懿不负祖望，刻苦攻读，终成学富五车的名士。他成竹在胸，各级各类考试他都能从容对应，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贡生考中癸卯科举人。紧接着他又将目标投向了考进士点状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后，田士懿顺应时代潮流，一举考入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专攻历史地理学。这是一所应“戊戌变法“新政”而创办的名牌大学，田士懿是这所名牌大学的第一个高唐籍学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王国耀（字一华，两任高唐中学校长）、张守常先后考入该校。一时间仅高唐尹集就出现了三个北大学生，可见高唐人才迭出。
北大的办学目的是广育人才，讲求务实。田士懿在这里聆听多位东方鸿儒学界巨擘的教诲，他们的渊博学识和治学精神都给了他良好的教益和启迪。同窗好友，又多才子，朝夕相处，切磋琢蘑，取长补短，使其广见多识，学业精尽，为日后从事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说他在京师大学堂毕业前夕，履行惯例，曾为京兆尹公署文职小吏，因为是实习之举，期满应省内之需，执教济南优级师范学堂（1909—1912）。据奏定学堂章程规定，这里的毕业生待遇“程度较高等学堂而略胜”，进京复习合格者可受举人头衔，最优者为国子监博士加五品衔，次优者为国子监助教、学正。时间虽短，另有他就，但也可见田士懿学识之高，名望之大了。
    清宣统三年（1911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了旨在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辛亥民主革命，成立中华民国。民国元年起，启用一代新人，田士魏应召踏向仕途，上任为官就是九年，这九年曾任山东巨野、宁阳和湖南嘉禾、湘潭四县知事（早称县令，明清称知县，1928年后称县长）。期间，他多善举，颇得民众好评。
    首任县知事是在巨野。上任之初，社会不安，他走向社会，体察民情，知劣绅当道，严惩不贷，以平民愤，显现出他的大智大勇。民国二年（1913年）调任宁阳，1914年调省令下，宁阳各界号聚挽留，田士懿则乘夜间离去，不料又被民众察觉，遮道攀辕，一再挽留，终将其所穿的一双鞋子留下，以志去思，而后始得离开宁阳回到省城。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记下的那动人的一幕。这个故事至今既有口碑流传，又有文字记载。民国三年（1914年），文官考试，签发湖南，首任嘉禾县知事。他在这里除陈规陋习，办新式学堂，树时代新风，“新政卓著”（见《高唐县志稿?人文志》）。继任湘潭县知事，湘潭当时的情况复杂，地势险要。这里口岸码头交通便捷，中外商民杂处，涉外事件时有发生，田士懿坦然应对，据理行事，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尊严。在这里书写了他仕途生涯中令人敬仰的光辉一页。事情发生在民国九年（1920）。
    这时正是世界帝国主义两大集团（一个是由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组成的同盟国集团；一个是由英、法、俄等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为重新瓜分世界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向德国宣战，乘机出兵占领山东，独霸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并进而向长江流域扩张，图谋在我国捞取更大的好处。中国北洋政府站在协约国一边，对同盟国集团宣战，并派出大量人力赶赴欧洲，协同英、法作战。当时就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的高唐城关人张保作为头等翻译人员应召赴欧洲参战。张保是第一位考入清华的高唐籍学生，一战结束后，留学英国，回国后倍受孙中山先生赏识，历任国民政府军政要职，后改名张静愚。一战期间，有三千多中国人死于欧洲战场。战后翌年（1919）英、美、法、日等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分赃会议（即所谓“巴黎和平会议”）。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幻想帝国主义国家放弃在华的特权，遭到与会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软弱无能的北洋政府竟准备在所谓“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开，中国人民怒不可遏，于是在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五四”爱国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响彻我国南北。在高唐，以李日甸、金谷兰、郭宗伦为首的一批激进教师和学生，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纷纷走出校门，到街道集镇宣传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占领山东。金谷兰后来成为高唐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当时毛泽东在省城长沙亲手创刊主编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周报《湘江评论》。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刊发了大量文章，极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湘潭人民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争相阅读这份周刊，这里的爱国运动更是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市民商贾都自觉地行动起来，抵制日货，声援“五四”爱国运动。此时，田士懿在湘潭任县知事，又直接耳闻目睹了民众的呼声和时代号角，他积极加入了这一斗争行列。1920年某日，有一装满日本货物的舰船由长江溯源而上，至湘江口又突然开至湘潭码头，其人员行踪诡秘，图谋登岸入市。田士懿闻听此事，率属下愤然急往，当众严辞指责，坚决抵制。日本人蛮横无理，欲强行登岸入市。田士魏等奋力阻拦，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商辩的余地，无论如何也不准其阴谋得逞。日本人理屈词穷，不得不灰溜溜地离此而去。消息传开，湘潭人民无不拍手称快，翘指赞颂。
    田士懿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尊严，永远值得人们怀念。

郭瑞林成亲出尔反尔 谢鑫鹤支招放猴捉猴

　　郭瑞林，高唐县清平镇许庄人。他本分守己，善良厚道，主持正义，帮贫助弱。在许庄有一呼三应之威望，孩提时便是群童的自然小领袖。1937年初冬，日军侵入高唐时，他已是23岁的棒小伙了。他以“无国便没家”的理由说服父母，率先牵出家中的耕牛换成了枪支组织抗日武装。村内十多人立刻响应，卖牛卖地出资购枪，到1939年，这支武装已发展到二十多人枪。他们提出“打鬼镇邪，护家保国”的口号（鬼指子，即日军。邪指皇协，即伪军），宣布抗日民团成立，公推郭瑞林为团长。1940年初春，日军一辆汽车由东向清平城开来，被埋伏在小屯村南公路两旁的民团截击，只用三颗手榴弹就将汽车炸得热气冲天，三个日本鬼子命归西天。民团缴获了两支长枪和一支短枪。待清平镇内的日伪驻军赶来救援时，民团早已无影无踪了。旗开得胜，民团士气大振，村民受到鼓舞，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民团很快便发展到有机枪、有马匹的二百多人的队伍，为当时清平一带实力最强的抗日武装。
    团长郭瑞林，膀宽腰圆，脸方鼻直，粗眉大眼，身高五尺六七，威武勇猛之气溢露形外，儿女情长之念动于心里。二十六岁，是想媳妇的年龄了。在几位弟兄的怂恿下，1940年4月下旬的一天清晨，在无媒人通气，无聘书赠送，女方毫无知晓的情况下，将在张庙村住姥姥家的高唐县城内糠市街的大姑娘张秀昌强行用马驮到了团部于庄。
    张秀昌年幼时曾从父亲那里学得一点文化，也懂得一些诗句，是远近出名的手巧、贤惠、漂亮的小家碧玉。从十三、四岁起就有媒人登门提亲，未遇意中人，又因兵荒马乱，一拖再拖，直到1940年，秀昌芳龄已二十有一了，还待字闺中。此时忽遭强抢，自觉生路已断，便欲从马背上一头撞下去了却一生，怎奈马两边皆有护兵，随时准备托救，故一路挣扎一路泪地到了民团团部。郭瑞林早已安排就绪，团部东邻的独院做洞房，瑞林的婶婶和妹妹为新娘的陪伴者。哭声伴着新娘进了洞房，两位女伴贴身相随。新娘张秀昌自早至晚三餐不进，滴水不饮，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哭。掌灯时分，郭瑞林来到洞房，见新娘子眼睛红了，鼻子也红了，还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无奈，只说了句“我是诚心娶你做妻子的，绝不是乱抢民女。”便退了出去。第二天张秀昌已是欲哭无泪了，有时隔窗向院子里望望。中午时正好看到郭团的战士们在院子里吃中饭，他们穿戴都像老百姓，每组七八个人围着一盘老咸菜，每人手中拿一个红色高粱的或是棕色杂面的饼子。那老咸菜是白萝腌制的，不切片、不切丝，一段一段堆在盘子里。那各色各式的饼子一看便知是从自家带来的或是穷苦老百姓捐送的。这样的干粮每人也只有一个，没见有人再送，也没见战士再要。这样的饭食他们还很满意，吃得美滋滋的。他们边吃边闹，边说边笑。从他们的话中听得出他们为了打鬼子而来，从不祸害老百姓,纪律非常严明……
    张秀昌还是不吃不喝，郭瑞林的婶婶、妹妹又陪了她一天。到了掌灯时分，郭瑞林再次风尘仆仆进了洞房，见新娘还在绝食、哭泣，便又说了句“早知你人品好，我是真心喜欢你，但也不会强迫你。”就又退出了洞房。当张秀昌听到“不强迫”的话时，觉得这位民团头子还有点“言行有礼”，心中犯了嘀咕：早听说郭团是好团，所闻所见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到底是个杂团头子……夜间仍然睡一觉哭一阵，两天两宿没说一句话。
    第三天早饭后，郭瑞林来到洞房，见张秀昌仍无从婚之意，便说：“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你不同意就拉倒吧。前天接你来是鲁莽粗野了，别怪着。今天由我婶婶、妹妹送你回家，同时向你的亲属、乡亲说明你在郭团的两天是清白的。”说罢，将她们扶上马送出了大门。离开小于庄，直奔张庙而去。半途，只听张秀昌大喊一声:：“站住”，这是三天来的第一句话。婶婶、妹妹的马向秀昌靠了过来。秀昌接着说：“婶婶、妹妹，你们陪了我两天，没有以势压人进行规劝。瑞林三次进屋，没有以威吓人，没有以力欺人，我不同意就真的放我回家，还考虑到要维护我的名誉，你们都是好人，瑞林又是体貌、人品都占，我愿跟着他。再说，我回村后，不管事实怎样，也不管你我怎样解释，多数人总是在心中疑惑：一个大姑娘被团头抢了去，住了三天送回来了，还有清白吗？以后生活在吐沫和指点中，还不如与瑞林去一块儿打鬼子！”秀昌一口气把话说完，脸上闪过激动、兴奋和害羞的表情，婶婶、妹妹被秀昌感动了，探身抓住秀昌的双手，上下抖呀抖的只是笑。此时，护兵中有一个叫小敏的突然转身向小于庄跑去……
    三位女人驳马而回，她们的笑声传遍秋后的旷野。郭瑞林快马迎出村来。在人们的欢笑中秀昌返回了洞房。
    新婚之夜，秀昌声音怯怯地话锋却锐锐地戏问道：“你先说要娶我，后又说‘拉倒吧’，婚姻大事怎能出尔反尔?”郭瑞林反应很快，趣对曰：“最初你绝食抗婚，最后又自投洞房，没有我的‘出尔反尔’，能换来你的‘朝令夕改’吗？”
婚后，张秀昌很快学会了双手使枪，平素白天为郭团当文书，晚上替夫君查岗巡哨清点人员；军事行动时，秀昌便肩挎双枪，骑上高头大马，紧随团长之后，是郭瑞林的忠实护兵兼司勤。郭瑞林接受共产党领导后，秀昌与谢鑫鹤的夫人姐妹相称，以亲戚关系为掩护，长期生活在一起，张秀昌为革命事业，为抵抗日军做出了一份贡献。
    郭瑞林抗日民团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激怒了日伪军，另一方面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同时引起了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关注。
1940年春末，博平县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周喜（周庆余），一人直入郭团，亮明身份后与郭瑞林长谈一夜，在周喜申明了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后，郭瑞林觉得“正合我意”，便主动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经过一年的多方考察后，1941年春，周喜在征得当时中共运东地委书记郭少英和地区专员谢鑫鹤的同意后，以中共运东地委的名义通知了郭瑞林：民团正式编为中共冀鲁豫军区第八团机枪营，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团体，郭瑞林任营长。谢鑫鹤兼任党的联络员。为集中力量抗日，避免国民党势力的干扰，仍保持民团面貌，共产党的活动秘密进行。
    此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场上郭团接连取得胜利。驻清平的日伪军多次吃亏之后，开始谋划进行报复，郭团有随时遭突袭的可能，敌我形势瞬息万变，谢鑫鹤与郭瑞林的昼隐夜出的联络方式己难适应战局的需要了。为了加强共产党对机枪营的领导，必须有一种在白天大庭广众之下与郭瑞林取得联系、又不被人察觉的沟通办法，使共产党的领导意图及时地传达到郭团。谢鑫鹤、郭瑞林两人共同探索、研究，最上策的联络办法终于找到了。
    1942年冬季一个雪后的下午，万里无云，天空瓦蓝，照在雪的世界上的阳光多次反射后，亮度增加若干倍，刺得人们不敢睁大眼睛。扫出的褐色小路，弯弯曲曲将各家的大门串在一起。行人很少，大都在自家炕头上了吧。
“哐哐哐！”一阵锣声打破了小村的寂静，从锣声的节奏中人们判断出这是耍猴的进村了。当年，看耍猴就是小于庄少有的文娱节目了。人们迅速地寻声来到村中的一个打谷场上。场中扫出一个圆圆的场地，场地的外沿很快便挤满了里一层外一层的老少村民。只见场中一条汉子，身材不是太高，紫塘肤色，嗓音响亮，手脚利落，提一面大铜锣边敲边转场，流利地有节奏地叫着开场白：“耍耍闹闹，惹你笑笑”，“哐哐!”用手中锣打“过门”。“不设局看牌”，“哐!” “不赌博顶牛”，“哐!”“都来看咱玩猴!”“哐哐哐!”果真是一把耍猴的好手；汉子肩上扛一小猴，它披一身滚瓜流油的黄色短毛，俯仰扭动的头上有一双滴溜溜不停地眨、快速地转的圆眼睛，那似坐非站的姿势调节着平衡，果真是一个有戏的上等好猴。
随着猴脖卡上铁链子的不同抖动方式和耍猴人的语言指令，一场猴戏开始了。伴着耍猴人唱词的内容和锣声，一会儿小猴自己打开柜子拿出面具戴上，扮成矮个子毛贼；一会儿又换成黄鼠狼的面具，要去偷鸡；一会儿又装成小鬼，扛起大刀去杀人……耍猴人越唱越带感情，看客们越笑越有所思。
    天晚了，一位独身姜姓大爷留住了耍猴人，从此，姜大爷的东屋便成了耍猴人的落脚地。他每天早出到清平城内撂场子，晚上回姜大爷家住宿，果真是个勤快的杂耍混迹者。
    郭瑞林的小勤务兵名叫小敏，是个十四岁的孩子，为不当亡国奴，参加了郭团。不知是好奇心驱使，还是想学一门挣饭的本事，小敏每天晚上来看训猴，有时参与排练，而且非常专心。耍猴人、小敏、小猴，每天晚上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个套路：小敏一拍头，小猴快捷地抢过小敏头上那顶破黑线帽子，跳到房梁上，任凭小敏怎样讨要，小猴就是不还。耍猴人一甩鞭子，小猴马上跳到耍猴人的肩上，把帽子交给耍猴人。耍猴人再把帽子还给小敏。这样一个过程，每天晚上都要练几遍。
耍猴人就是谢鑫鹤，猴戏就是在非常情况下他与郭瑞林互通信息的方式。就在还帽子时的一接一递之中进行了“指示”或“请示”的一送一收。1942年以后的多次情报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了成功地交接。1942年冬季，就是这样及时提供情报，把鬼子一个小队全部送进地狱的。
    农历十二月初五，清平大集。谢鑫鹤照例在清平城东门里北去不远的一开阔地里耍了一场猴戏，然后收拾起道具到对面茶馆歇脚、喝茶、喂猴。茶馆跛腿老板对谢鑫鹤低语了几句，谢便背起道具牵了猴自言自语道；“今天天气好，还要赶场耍一遭。”
转眼功夫，小于庄响起了耍猴的锣声。小敏是当然的看客，他刚站定脚步，只见谢鑫鹤偷偷地摘下猴脖卡上的铁链子，几乎是同时，小敏拍了一下头，只见小猴抛下手中面具“噌”的一下腾空跃起，直扑向小敏，前爪抢下那黑线帽，后脚在小敏肩上一蹬，便敏捷地上旁边的一棵榆树，蹲坐在树权上。小敏在树下又喊又跳，小猴却不理会。此时只听谢鑫鹤大喊一声“下!”随即甩响了皮鞭，小猴乖乖地跳下将帽子交给鑫鹤。谢鑫鹤一边说着“对不起，吓着啦，猴子不听话……”之类的道歉话，一边把帽子平平整整戴在小的头上。小敏说了声“没关系”便退出了场子。一次交情报的任务就在这放猴捉猴的过程中毫无漏洞地成了。
团部中，郭瑞林展开从小敏帽子中取出的纸条：下午1点左右，十个日军兵带一挺机枪、七支步枪、一支短枪去仓上村抢粮。选二十个精干人员，仓上打伏击。
    中午刚过，从城门岗哨抽出两人才凑齐十人的一小队鬼子，向仓上出发了。仓上在清平城东，相距约十华里。距仓上里许，鬼子小队长便刀出鞘、枪上膛地督全队做战斗准备。他们越往前走，背越弓，步越轻。
    仓上村西头有一关公庙，独院无邻，北距进材大道均三十米远。道北半里处有一桑树林，树下是因风携沙造成一段段一层层的高一米左右的沙土岗子。郭瑞林所带人员分别埋伏在关公庙和桑树林中，事先并做国野了周密的安排。
    鬼子刚刚接近村头，郭瑞林在关公庙的围墙后面勾动了早已瞄准鬼子的短枪扳机，鬼子小队长应声倒下，其余九个鬼子恶狼般向关公庙扑来，就在鬼子转身的同时，背后的桑树林中响起一阵枪声，又有三个鬼子没吭一声就倒下了。剩下的六个鬼子被迫向桑树林反击，当然背后又有关公庙射来的子弹，没有几回合，十个鬼子就成了十具尸体。
    仓上战斗一次全歼鬼子一个小队，是清平一带抗日战场上消耗最少、战果最丰的一次战斗。使驻清平的日伪军再也不敢轻易地出城骚扰了。
    故事中主要人物后来怎样,在修《高唐县志》时,才将他们的下落查清。
    谢鑫鹤（1912一1979）原名吉钊，字紫英。茌平县谢天贡村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曾任中共博平县工委书记、运东地委书记、专署专员、贵阳市委第一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贵州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国家第二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兼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理事长。系中共全国“七大”代表、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
郭瑞林 1943年春，伪华北“治安军”妄图以向高官厚禄收买郭瑞林，被他严辞拒绝，并痛骂伪军卖国求荣。伪军便勾结高唐、清平、博平等县的日军和聊城、临清等附近几个县的伪军共计两千余人，于1943年9月12日将郭部包围在于庄。激战一天后，郭均林在突围时中弹伤腿，小敏欲背他冲出，被他斥退。他端起机枪，向敌阵扫射，掩护部队突围。待敌人逼近时，他毅然向自己开了枪，实现了他“宁死不做亡国奴”的誓言。
    张秀昌于庄突围战的前一天，与谢鑫鹤夫人一起去秀昌的娘家串亲，故没有拼死在战场上。谢鑫鹤去运西受训亦未参加于庄战斗。机枪营解体后，谢鑫鹤调离，秀昌与共产党接触渐少，后来不知谢鑫鹤的去向了。解放后无法证明郭部是共产党的武装力量，郭瑞林被视为杂团头目，张秀昌也便是反革命家属了。多年被误会，受歧视，挨批斗，后无奈改嫁到城关康市街。直到1986年编纂《高唐县志》搜集资料时，才搞清郭瑞林的真实面貌。由县志办牵头让张秀昌与谢鑫鹤夫人取得了书信联系。张秀昌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谢鑫鹤夫人在信上喊她“三姐”时，再也按压不住四十四年的委屈，使由抽泣突然爆为撕心裂肺地号啕大哭。憋了几十年的冤气，化为一声长啸。最终没有实现“姐妹相见长谈”的希冀，半年后，张秀昌便怀着遗憾、但没带着冤枉辞世了。
小敏即邢春敏，清平镇邢庄人。他在小学受老师影响，十二岁便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抗日式装，成为八路军某部机枪营长郭王起林的通讯员。他始终跟随在郭瑞林左右。在于庄突围战中郭瑞林受伤后是他坚决要背郭瑞林突围，被郭斥止，但一直守在郭的身边。在无防备的情况下，郭瑞林举枪自尽以后，邢春敏躲在附近一棉柴垛内。后被伪军找出，与没有突围的其他十四名战友绑在一起。傍晚时分，九个战友被推出枪杀了，邢春敏与其他五名战友第二批被推出村庄，刚到村口的水井旁，忽听到一声哭喊：“敏弟！”转头看时，只见团部邻家金庆哥在井台上为日军饮马，同时顿足喊叫着。这喊声惊动了一旁执马鞭的翻译官，这位中国人一时良心发现，他马上喊了一声“站住!”赴刑的五个人都停了下来。“哪个是你弟弟?要是撒谎一齐杀掉!”翻译官恶狠狠地瞪着姜金庆。全庆跑到邢春敏跟前扯着他被捆的胳膊说：“他就是！他就是!”邢春敏得救了，胳膊上的绳子还没解完，西边就传来了四声枪响。
    解放后邢春敏参加了工作，退休前在大连市任物资局副局长。因“杂团”出身失掉了多次提拔机会。《高唐县志》出版后组织部门将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上移到1940年，抹掉了简历中的“杂团出身”，还原了“老干部、老革命”的真实身份。政治、经济待遇皆以政策规定得到了落实。姜金庆，原名姜金录，在家务农，邢春敏不忘救命之恩，以其像亲哥一样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