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高唐县委坚持“八大”提出的正确路线，领导全县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在后来由于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指导方针上出现了失误，因而，高唐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

    1957年，县委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部署开展了大规模的民主整顿合作社运动，使全县农业合作社得以巩固和提高。期间，县委对全县农业建设积极分子进行了大力表彰，选派宏伟农业社社长魏振卿出席全国首届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全县人民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同年5月，高唐县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组织各级党员干部分期分批整风。这次整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通过学习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广泛征求党内外人士意见，积极改进作风，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全国出现了一些违反社会主义利益和党的领导的言论。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6月8日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县委于翌年2月集中力量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反右派斗争中，全县有101人被划定为“右派分子”，并受到组织处理。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坚决打击极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过分严重地估计阶级斗争形势，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致使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错划为右派的干部、知识分子造成了不幸后果，也给后来党的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

    同年11月，县委召开了生产高潮促进大会，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由此，揭开了高唐县“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1958年1月，县委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和《工作方法六十条》，把十五年赶超英国作为“技术革命”的目标，此后，在姜店相继召开财务跃进誓师大会、畜牧生产跃进誓师大会，并向全省兄弟县（市）发出开展社会主义友谊竞赛的《挑战书》，一次次提出不切实际的工农业生产跃进计划、宣教体卫跃进计划等。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县委召开各种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进行宣传贯彻，全县迅速掀起全面大跃进高潮。“卫星上天”、“元帅升帐”和“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不断升温，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大批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群众受到批判或处理。

     同年8月，县委根据毛泽东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筹建了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宏伟人民公社。随后，在短短10天之内，全县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组合，先后建成8个人民公社，一哄而起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一改农业社的管理体制，实行人、财、物统一调配和统一分配的经营管理体制。为了充分体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10月28日，经省、地委批准，全县所有人民公社合并建立为一个公社——高唐人民公社，原先8处人民公社改称“战区”。同年12月，为了扩大公社规模，根据上级指示，禹城大部划归高唐，高唐县委改称中共高唐县联社委员会。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县普遍推行了“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生活生产方式，实行“大兵团”作战。

    高唐县的“大跃进”，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期间，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到高唐视察了姜店乡宏伟人民公社棉花“卫星田”；国家卫生部、轻工业部和山东省委、聊城地委等领导人多次到高唐视察，并在高唐进行了大办工业“试点”工作，多次召开工业现场会、宣教体卫现场会等，高唐也获得了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全国体育红旗县”、全省第一个“五洁四无县”等荣誉称号。

    但是，高唐的“大跃进”运动，事实上违反了客观规律，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也出现了违背群众意愿的做法，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高积累、高征购，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1959年上半年，全县贯彻中共第一、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七中全会精神，以及山东省委和聊城地委有关会议精神，对“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进行了纠正，撤销了高唐县联社建制，恢复了中共高唐县委，调整了人民公社的体制和组织机构，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核算、三级管理体制；解散集体住宿，实行生产责任制，初步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等问题。经过调整和整顿，“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等风气受到不同程度的遏制，全县形势有所好转。

    同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决议，县委随即贯彻全会精神，在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中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和“新的整风学习”运动；在农村则以“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右倾”斗争。此次“反右倾”斗争，又使大批干部、党团员遭到批判和处理，并且在“反透右倾，鼓足干劲”的口号下，掀起了新的“大跃进”高潮，“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等左倾错误再度泛滥，高唐的工农业生产再度遭到严重破坏。

     由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失误，加之后来的旱、涝、虫自然灾害等因素，高唐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逐步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县委从1960年5月开始，先后贯彻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文件精神，检查了两年来在农村工作中出现的错误，揭露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和其他方面的严重问题，停办了公共食堂，部署开展了“新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以反“五风”、安排农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救灾运动。

    1961年1月，高唐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关于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精神和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县直机关开展了以反“五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同时，在农村开展了整风整社改造“三类”队工作。此后，全县干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转变工作作风，深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关于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等文件精神，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进一步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深入开展了群众性的生产救灾工作。与此同时，县委对“整风补课”、“拔白旗”、“反右倾”等运动中的错案进行了甄别平反，对全县工业、手工业、商业、文教卫生等企事业单位都进行了调整和整顿。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和整顿措施，缩小了公社和生产队规模，巩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压缩了行政事业人员编制，减少了城镇人口和粮食销量，使高唐的财政和人民生活困难局面有所好转，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

    正值调整工作大幅度进行，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之际，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倾观点，因而，在此后的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影响又逐步加重。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县委遵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等指示精神，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干部整风为重点，先后在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在全县农村接连开展了以“四清”（清账目、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于1963年8月首先在姜店公社进行试点，然后在全县分三批展开。1964年10月，按照地委的部署，高唐派出一批干部参加了地区“社教”工作团，赴临清组织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9月，地委驻高唐“四清”工作团，根据运动的需要，组编了县直、城关、杨官屯、琉璃寺、姜店等9个工作大队及其分队、工作组等共2362名队员，分赴各公社、大队，进一步深入开展“四清”运动，直到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草草结束。

    历时3年多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歪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和社队经济管理混乱等现象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社教”运动把许多人民内部问题都当作是阶级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致使大批基层党员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处分，给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高唐县委在全县开展了学习雷锋、王杰、焦裕禄等英模人物和学大庆、学大寨、学习解放军的活动，并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努力发展生产。1965年底，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5723.81万元，比1962年增长281.08%，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恢复任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文教卫生事业有了新的发展，艰苦奋斗、助人为乐、团结互助的道德风尚也日益形成，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七）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错误观点、方针和政策，号召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中共聊城地委驻高唐“四清”工作团对《五?一六通知》立即进行了传达贯彻，从此，高唐同全国一样，开始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时期。

    同年6月，在《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等社论、文章的鼓动下，在全国特别是北京“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影响下，高唐一中学生首先开始集会，向文化教育领域的“封、资、修”开战，矛头直指学校领导。随后，全县各中学纷纷效仿，教学秩序出现混乱。对此，县委按照上级指示，建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之后，高唐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十六条》，从此，高唐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县大规模发动起来。学校纷纷建立“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广泛开展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活动，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冲击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批判所谓“牛鬼蛇神”，查抄“封、资、修”。9月下旬，高唐的红卫兵开始徒步“长征”，到北京和全国各地串联。此后，在“造反有理”、“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全县工厂、商业、粮食、供销、文化、县直机关和农村社队等都成立了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组织，并且形成风潮，致使各级党政组织逐步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次年初，在上海的造反派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即所谓“一月风暴”）和山东“二?三”夺权的影响下，高唐县的群众组织于3月12日联合夺了中共高唐县委、县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宣布成立了“三结合”的高唐县革命委员会。随后，全县“夺权”成风，各公社及各单位的造反派，纷纷争夺本单位的权，建立革命委员会。此时，全县各级党政领导机构为群众组织所取代。

    1967年5月，窃取山东党政大权的王效禹在全省发动的所谓“反逆流”运动波及高唐，高唐的各派造反群众蜂拥而起，在“炮轰”、“砸烂”、“揪出走资派”的口号下，掀起了更加激烈的揪斗和抢权之风，矛头直指县革委和人武部等党政领导干部，致使各级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与此同时，也出现了 一些“捍卫”组织，派性斗争日趋加剧，武斗事件不断发生。8月，红卫兵山东省造反指挥部、山东省工人造反总指挥部、山东省贫下中农造反指挥部、山东省红色文艺造反司令部在高唐的下属组织（相应的四大部分），组成联合办公室，乘机取代了县革命委员会的职能，高唐的局面更加混乱。在此形势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奉济南军区命令于当月到高唐，协同高唐人武部，分别进驻较大的机关、工厂、学校和农村社队等单位，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这对于稳定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对地方工作并不都熟悉，在总的左倾方针影响下，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带来一些消极后果。

     1968年2月，根据上级统一部署，高唐县公、检、法实行军事管制。9月，经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努力，高唐县革命委员会进行了改组，重新进行了“军、干、群”三结合，各区也相继改组或重新建立起革委会。此后，通过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六六通令》等指示精神，全县实现了各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

    同年12月至1969年春，山东省革委负责人王效禹，打着贯彻落实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幌子，在全省发动了一场“反复旧”运动。在其影响下，全县的各造反派组织又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层层揭“黑班底”、揪“复旧派”，斗争的锋芒仍又指向各级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许多刚结合进革委会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又一次被揪斗、打倒。同时，各派群众间的矛盾也再次激化，武斗事件再度发生，社会秩序再度混乱。期间，高唐县组织300余名武装“宣传队员”，荷枪实弹赴冠县参加了支持造反派所谓“革命行动”的武斗，造成了双方互有伤亡的严重后果。

    1969年4月, 中共“九大”召开之后, 全县贯彻落实党的“九大”精神，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各种派性斗争，混乱局面有所遏制。随后，逐步纠正“反复旧”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清除了在县革委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群众代表”，解散了除“贫代会”、“工代会”、“红代会”以外的其他群众组织，对“反复旧”运动中受到处理的干部职工予以平反，至11月，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十条》，开展对王效禹罪行的揭露和批判，全县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1970年1月，中共高唐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建立，县革委的各职能部门、各公社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也随之建立起来，高唐的“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此后，县革委经过充实调整，领导全县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和整党建党工作，并以“一打三反”、整党建党为中心，全县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斗、批、改”等群众运动新高潮。通过整党建党，重新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从而推动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但是，由于贯彻了“九大”“左”的错误路线，错误地处分了一些党员，并吸收了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入党，给党的组织也带来了一定的隐患。

    1971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和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等指示精神，全县开展起批陈整风运动。随后，县革委成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领导小组，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同年5月，中共高唐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高唐县第三届委员会，从此，恢复了已中断数年之久的县委工作，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各级革命委员会行施党政双重职能的历史。是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县委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召开各种会议，领导全县人民深入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

    1972年至1973年，全县在广泛深入地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同时，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进行了纪律和作风整顿，并充实、健全了团委、妇联、工会等群团组织，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纠正了在“清队”、“一打三反”、整党建党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错误，给受审查和处分的干部职工落实了政策。全县人民改碱治沙，艰苦奋斗，各项工作都有了一定转机。但是，由于左倾错误在全国仍占主导地位，高唐的动乱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教育系统，因受“四人帮”制造的张铁生交“白卷”和黄帅“日记”的影响，全县各学校于1973年8月之后又掀起了所谓“反复辟”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浪潮。

    1974年3月, 县委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此后, 在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运动, 从上到下进行篡权活动的影响下, 全县局势再度陷于混乱。

    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闭幕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从各个方面进行整顿，全国形势日趋稳定，高唐的形势也明显好转。通过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理论问题、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指示，全县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逐步高涨起来。

    1976年春，江青一伙又在全国发动了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其错误影响再次搅乱了高唐刚见好转的政治局面。是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先后逝世，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化悲痛为力量，以干好工作的实际行动，深切悼念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全县人民欢欣鼓舞，并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从此，高唐随同全国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内乱。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乘机破坏，高唐县的党组织和各级政权机构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破坏，民主与法制被践踏, 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蒙受到巨大损失。尽管如此，由于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左倾错误和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斗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取得了一定进展。尤其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1976年, 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262.83万元, 粮食总产19845.08万斤, 分别比1965年增长77.5%和63.63%。

（八）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高唐县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开展了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活动。经过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查清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处理违法乱纪案件，全县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1976年底，全县组织10万名劳力，开展了对“旱、涝、碱”的治理，大搞平整土地，掀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1977年，全县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进一步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各行各业都恢复、建立了正常的工作、生产秩序。但是，由于党的“十一大”没有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高唐的许多工作呈现出在徘徊中前进的状态。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扭转了自“文革”结束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高唐从此开始了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经过广泛深入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全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解放，为以后工作中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之后，县委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彻底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为地、富分子摘了帽，认真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调整了社会关系，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传达贯彻之后，县委积极领导农村改革，全面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从而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期间，县委认真贯彻了“粮棉一齐抓，重点抓棉花”的指导方针，全县形成了植棉热潮，棉田面积逐年扩大，棉花产量不断提高。1980年全县棉花单产首次过100斤，总产首次突破3000万斤，“金高唐”的名誉初步得到恢复。为了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确保各行各业调整改革的顺利进行，县委在工作中注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在全县党组织中普遍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活动，并通过深入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初步端正了党风，提高了党的战斗力。1981年，随着学习张海迪活动的深入开展，全县掀起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热潮。随之，一个“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的社会风尚也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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