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3日（《四月三日事件》的来源）生，祖籍山东高唐。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当医生的父亲华自治、母亲余佩文（父母的姓，是余华名字的来源）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先后进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余华曾两度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在鲁院期间，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诗人陈虹。因陈虹在北京工作 ，余华后来迁居北京十余年。现居浙江杭州。^[1]

余华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苏童、格非、孙甘露等的创作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评论界称之为“先锋文学”。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日文等在国外出版。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2年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4年获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长篇小说《活着》由张艺谋执导拍成同名电影。

著有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短篇小说集《世事如烟》、《黄昏里的男孩》、中篇小说集《现实一种》《我胆小如鼠》《战栗》和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在细雨中呼喊》等。他也写了不少散文与文学音乐评论。

现就职于杭州文联。

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应该是1973年，县里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了一张借书证，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金光大道》、还有《牛虻》、《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

实际上像我真正有书可读的时候，已经十八九岁了，这是很可悲的。我读过一位伟大的诗人叫艾略特的传记，他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古典的现代的名著几千部，他已经全部读完了，以后的时间他也不需要再读了。我到他这个年龄的时候，我才刚开始“读”。那时候我们中国的文学杂志虽然都很差，从文学质量上来看都不好，但是每一本杂志的发行量都很大。那时候还没有其他种类的杂志，只要是杂志，就是文学类的，什么破杂志都能卖30多万份。后来我读到了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他给一个文学青年写了封信，其中有一句话：你宁可去读拜伦的一行诗，也不要去读现在的一百多种文学杂志。那时候我马上就明白这一个道理：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垃圾上，应该去读经典的作品。从那时开始，我就买了大量的19世纪20世纪已经被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否优秀，取决于他作为一个读者是否优秀。所以那几年我成为了一个很不错的读者，读了很多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虽然我写的跟他们不一样，但我知道怎样去判断，如何去把握叙述的过程。这是比较重要的一段经历。

在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一些很费劲的小说，写的是《世事如烟》之类的作品，那时马原说我“把一个很好看的故事写得很不好看”。现在我发现，十多年前看得津津有味的《城堡》几乎看不下去，我喜欢的是能一口气读完的书，比如不久前我重读的《静静的顿河》，感觉与从前完全不同。并非我在阅读上变得懒惰了，能一口气读完的书也不见得就轻松、通俗。阅读与写作紧密相关，为什么我们会对一部作品有感受？我相信是作家写作时了解应该如何让读者去阅读，这种心理或有意、或无意。

任何时代，都有不浮躁的读者。读书是一个人安静下来才做的事。不是参加派对，不是社会关注的热闹。写作与阅读，都是冷清的，但这样的状态却像海底激流，始终汹涌澎湃。我有一位朋友，年轻时在大学学习西方哲学，现在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看法，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我的大脑就像是一口池塘，别人的书就像是一块石子；石子扔进池塘激起的是水波，而不会激起石子。”最后他这样说：“因此别人的知识在我脑子里装得再多，也是别人的，不会是我的。”他的原话是用来抵挡当时老师的批评，在大学时他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学生，现在重温他的看法时，除了有趣之外，也会使不少人信服，但是不能去经受太多的反驳。

余华生于浙江杭州，长于海盐。父母都是医生。1973年小学毕业，1977年中学毕业，曾在一家镇上的医院任牙医。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进入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处女作《星星》发表在《北京文学》1984年1期。后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招收的研究生班。现定居北京，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在劫难逃》，《世事如烟》，《古典爱情》，《黄昏里的男孩》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他是“先锋派”的代表作家，早年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实验性，以极其冷酷的笔调揭示人性丑陋阴暗的角落，罪恶、暴力、死亡是他执着于描写的对象，处处透着怪异奇特的气息，又有非凡的想象力，客观的叙述语言和跌宕恐怖的情节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生存的异化状况有着特殊的敏感，给人以震撼。然而他在90年代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与80年代中后期的中短篇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使他享有盛誉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逼近生活真实，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提供了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死亡仍是其一大主题，极端化处理仍时隐时现。

余华的成名作是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此前他发表了二十几篇小说均没有多少影响，这篇作品发表后，深得李陀等著名评论家的好评，余华于是一举成名。此后，他在《收获》等国内重要刊物上接二连三的发表了多篇实验性极强的作品，令文坛和读者震撼，在评论家的密切关注下，他很快成为了马原之后中国先锋派小说的最有影响力的 人物。余华并不是一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以精致见长。作品以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实现了文本的真实。余华曾坦言： “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由于先锋文本读者甚少，成名之后的余华及时地做出了调整，自《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他的作品不再晦涩难懂，而是在现实的叙述中注入适度的现代意识，以简洁的笔触和饱满的情感尽可能地获得读者最广泛的共鸣。

余华的早期小说主要写血腥、暴力、死亡，写人性恶，他展示的是人和世界的黑暗现象。他小说中的生活是非常态、非理性的，小说里的人物与情节都置于非常态、非理性的现实生活之中。正如谢有顺指出：“暴力是余华对这个世界之本质的基本指认，它也是贯穿余华小说的一个主词。”

余华说：“那时期的作品体现我欧冠世界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对常理的破坏。简单的说法就是，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的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出现。导致这种破坏的原因首先是对常理的怀疑。很多事实已经表明，常理并非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总是真理在握。我感到世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世界缤纷总在常理的推断之中。”

余华认为：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价值。

在叙述态度上，余华追求罗伯-格里耶的“零度状态写作”，即“无我的叙述方式”。

结构上，余华采用时间结构小说，他把物理时间转换为心理时间，几个时间交错叙述，把时间进行分裂、错位，呈现出多重象征。

余华的小说在形式和语言上做过大胆的试验与探索，语言感觉与法国新小说相似。

十 八岁出门远行《北京文学》（1987-1）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北京文学》（1987-5）

死亡叙述《上海文学》（1988-11）

爱情故事《作家》（1989-7）

往事与刑罚《北京文学》（1989-2）

鲜血梅花《人民文学》（1989-3）

两个人的历史《河北文学》（1989-10）

祖先《江南》（1993-1）

命中注定《人民文学》（1993-7）

四月三日事件《收获》

一九八六年《收获》

河边的错误《钟山》

现实一种《北京文学》

世事如烟《收获》

难逃劫数《收获》

古典爱情《北京文学》

此文献给少女杨柳《钟山》

偶然事件《长城》

夏季台风《钟山》

一个地主的死《钟山》

战栗《花城》

《呼喊与细雨》（《在细雨中呼喊》）《收获》

《活着》《收获》

《许三观卖血记》

《兄弟》

《第七天》

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

川端康成与卡夫卡《外国文学评论》

我，小说，现实《今日先锋》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2004）

《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2008）

《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2008）

其中《许三观过生日》、《十八岁出门远行》、《许三观卖血记》被收录进语文教材。

《活着^[1]》是余华改变风格之作。在叙述方面，他放弃了先锋前卫的笔法，走 向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而结构上，仍能给读者剧力万钧、富于电影感官和想象的感觉。 据最新消息，曾获意大利文学大奖——格林扎纳·卡佛奖、台湾《中国时报》十本好书奖，由著名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活着》，自1998年5月由南海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以来，至今年7月底，已发行约20万册。并且据首都各大书店介绍，该书自上市以来，脱销是常有的事。其实，《活着》早在1993年11月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但1993至1998年该书发行量还不到一万册。同一本书，为什么两次出版会遭遇不同的市场命运呢？

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活着》1993年版的责任编辑周季胜介绍，当初他一看完这部书稿，就决定立即采用。但是，众所周知，90年代初期，各大出版社仍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渡期，市场意识还相当薄弱。因此，该书出版后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宣传、介绍，使许多读者没有直接的机会得以了解。而且，当时国内的纯文学市场正处于低迷状态，普通读者关注的仍是港台武侠与言情。所以，《活着》虽然当时一出版，就引起圈内人士的关注，并得到相当高的评价，可是，《活着》诞生5年了，对普通读者而言，仍然是个陌生者。但是，《活着》1998年5月由南海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以来，不到一年时间，已得到约20万读者的“接受”，并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据《活着》1998年版的责任编辑杨雯透露，出版社几乎是以每个月加印一万册的速度来满足此书的市场需求。当记者问到，《活着》一书重版后的宣传有否采用现今流行的炒作方式时 ，杨雯编辑边摇头边介绍道，现在的读者意识敏锐，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对图书的炒作方式往往比较反感。《活着》之所以有如此好的销售量，原因有三点：首先最根本的一点是《活着》这本书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图书也是商品，其“质量”优劣永远是第一位的；其次，现今读者的整体阅读水平比90年代初期有很大的提高，近几年多部纯文学作品的热销也足以证明这点；最后，该书在封面设计、版式装帧以及宣传介绍等方面，把握准市场因素，好的内容还需要好的形式，这样才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它。

另外，《活着》的创作者、著名作家余华也就此书的两种市场命运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内文坛并不缺乏好的作品，缺少的是把这些好作品介绍给普通读者的途径。《活着》现在已“幸遇”20万读者，这是得力于90年代中期以来图书市场二渠道，即除新华书店以外的经销

渠道的逐渐拓宽。二渠道的经销，使很多民营书店、个体书摊等零售市场能够及时、迅速地满足市场的需要，让读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新书。此外，余华也说到图书的宣传介绍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同时还认为张艺谋的电影《活着》确实对该书重版时最初的销售产生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广告宣传、媒体推动的作用只是一时的，一部书命运的掌握者是千千万万普通的读者，读者会作出自己明智的选择。据业界人士分析，《活着》遭遇的两种市场命运再次说明，在图书运作中，一部书的本身价值是最重要的，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费时费力的图书炒作是毫无意义的。同时，在“酒香也怕巷子深”的今天，如何作好图书的宣传工作，如何开拓更宽更广的途径让普通读者接触到新的作品、好的作品，这些问题也是值得关注和努力解决的。

《兄弟》一开始并不在余华的写作计划内。“5年前，我开始写作一部望不到尽头的小说。2003年8月，我去了美国，在那里东奔西跑了7个月。回来后，发现自己失去了漫长叙述的欲望，于是中断了那部大长篇的写作，打算写一部稍短些的作品，以帮助自己逐渐恢复叙事能力。《兄弟》就是这样开了篇。” 余华把《兄弟》称为“两个时代相遇以后诞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当代的故事，那是一个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日的欧洲。”余华认为，一个西方人要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而一个中国人只要40年就经历了，400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40年当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余华写的兄弟俩就是连接这样两个时代的纽带，他们异父异母，来自两个家庭重新组合成的新家庭。“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天翻地覆，最终恩怨交集自食其果。”余华对于这两个时代的第一次正面描摹，是他本人引以为傲的。

《兄弟》让余华“研究生毕业”

余华认为《兄弟》是他写作至今最为厚重、自己也最满意的一部作品。“起先，我的构思是一部10万字的小说。可 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最终突破了40万字。写作就是这样奇妙的，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头无路，从一条羊肠小径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作家和时代的相遇，作家和作品的相遇，是机遇，也是时机。”

在这部小说当中，余华不自觉地增强了叙述的强度，“增加了叙述强度也就增强了阅读强度，这会加强小说的可读性，像19世纪的文学作品那样，像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一样，令读者激动。我一直很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他们的作品就很令人激动，叙述非常朴实，就算运用了写作技巧，那种技巧也是炉火纯青。”“对一个作家来说，文学技巧用得越多，说明他本身的作品越没有力量。”《兄弟》的写作让余华往前跨出了一大步，“靠技巧来写作，好像一直在念研究生，永远也成不了大师。我现在能抛开技巧写作，感觉自己研究生毕业了，非常欣喜。”

有人称《兄弟》是余华“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余华对此矢口否认：“我是去年4月份开始写作这部作品的。虽然写作过程中经历了为数不少的失眠的夜晚，但完全谈不上是‘十年磨一剑’。此前，我一直在进行随笔写作。”

相比于十年前《许三观卖血记》出版时的冷清，《兄弟》尚未出版，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余华觉得“十年磨一剑”这种说法，会给读者一种心理暗示，从而对作品产生过高的心理期待。虽然余华对这部作品有着非比寻常的信心，但仍然希望读者能够以平实客观的心态来阅读它、进入它。“本来这部作品就比较厚重，而且我的风格也有所转变，我会担心某些老读者无法适应这种转变。‘十年磨一剑’的说法等于把我推到了悬崖边上。”

余华很少写爱情，但是在《兄弟》中，他写下了自认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爱情。“每个人的爱情，都必定与他的时代紧密相连。”余华说，“‘文革’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似乎一直是夫妇父母子女之间的互相背叛和出卖。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家庭是空前团结的。就像我的小说里写的一样，有一男一女，他们互相需要，相依为命，缺了对方就活不下去。这样的爱情非常实，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只有这样的爱情才能永远。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年代，谁缺了谁都没啥大不了，是不可能产生美妙永久的爱情的。”

2010年12月29日，由腾讯网携美涛品牌合作举行的腾讯网2010星光大典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年度最具影响力微博”颁发给了余华老师。作为目前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余华在腾讯微博的150条发言平均转发量都在千次以上，话题触角从文学、哲学深入至政治、社会等领域，信息含量丰富，极富启发性与感染力，互动性强，充分体现微博的社会话题属性。

著名作家余华暌违七年推出的长篇小说吊足读者胃口，但是在上市首日就引起争议。昨天，不少读者在网络上吐槽，“起初几页翻下来，差点真以为是中国版《百年孤独》，读下来才发现其实是新闻杂烩。这恐怕是余华出道以来最差小说。”

更有“毒舌”称此为小说中的《富春山居图》。但也有不少网友表示不解，“写得很好啊，文字流畅又有共鸣，难道大家不满写得太现实太血淋淋？”

记者昨天拿到《第七天》的首印版，该书的编排极为简洁，没有前言，也没有后序。确如余华之前在微博中透露过的：“这部小说借助《旧约·创世记》开篇的方式，讲述一个人死后七天的经历。”

大概是由于余华的市场号召力，很多读者在第一时间就抢着读完了这部小说，但很多以“失望”收场，“一口气读完，好生失望。知道的说是余华新作，不知道的只怕要疑心是过期报刊文摘出书了。”

读者刘放吐槽道：“余华，曾经写出过《十八岁出门远行》、《许三观卖血记》等经典，这次好歹还是指望能读到点新东西的，哪怕是一点点深层次的感受也好啊，没想到会糟糕到这种程度。一句话，这恐怕是余华出道以来最差的小说。”

著名作家陈村直言，“余华不怕你们黑他，《兄弟》就是负面评论推动大卖。”不少网友在看到此类评价后都跟帖表示好奇，“有这么差？倒是想看看了^[1]。”

探讨

作家成名不宜太早

听说“80后”的小作家埋怨前辈作家不愿交出“文坛接力棒”，余华付诸一笑：“他们还年轻，不明白。其实文坛的认可始终要比市场的认可晚十年左右。我80年代初开始写作，直到1987年才得到文坛认可。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作家成名不应太早。”

“由于成名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长期对作品精益求精，养成了不断修改的习惯。”余华透露，此次出版的《兄弟》上部，他曾不厌其烦地修改过3次，才最终定稿，“我写作的时候文思喷涌，难免有粗糙的地方需要改动，修改的习惯非常好。作家如果太早成名，对作品的要求就不会那么高。特别是一旦得到市场认可以后，作家可能就会不断地为市场去写作，像一台复印机，而不是真正地去创作。这样非常不好，年轻人也许无法意识到。”

余华说，其实人的一生成名的感觉只能有一次，“我年轻时给很多地方投稿，天天邮差过来，往我家邮箱里塞东西。我父亲如果碰上厚重的来信，就知道是我的退稿。某一天，我一下子收到了十几封约稿信。我突然明白，我成名了，以后几乎再也不会有退稿了，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此后，我对这再也没有强烈的感觉了。所以人家问我，盛名之下有无压力，我觉得是没有的。而现在的‘80后’，也不必太在意成名的问题，好好写作就可以了。他们这代人中，必定会有大师出现。”

评价

余华是“先锋派”的代表作家，早年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实验性，以极其冷峻的笔调揭示人性丑陋阴暗，罪恶、暴力、死亡是他执着描写的对象，处处透着怪异奇特的气息，又有非凡的想象力。客观的叙述语言和跌宕恐怖的情节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生存的异化状况有着特殊的敏感，给人以震撼。

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与80年代中后期的中短篇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使他享有盛誉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逼近生活真实，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提供了对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死亡仍是其一大主题，极端化处理仍时隐时现。

余华蛰伏十年分上下两册推出自己的最新长篇《兄弟》，使人们关心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热度从去年持续到今年。面对十年巨变的文坛与图书市场，《兄弟》在迅速成为畅销书的同时，也遭遇了文学界无情的批评，甚至有专著《给余华拔牙》随之出版。《兄弟》能否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余华还能否占领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一切大约还需要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