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39年1月2日，农历是戊寅年11月12日，属虎，属虎的多半出生在1938年，在属虎的人中我的生日比较小，可1939年出生的人我的生日是非常大的。按照公历我不用特别过生日，因为元旦的节日气氛还笼罩着我的生日。
我出生时家境还不错，听说为我母亲做月子准备的东西非常丰盛，几乎是应有尽有。可当我记事的时候，我家就已经开始穷困了。我记事大概是1942年，因为民国32年，即1943年是全国大灾荒年，那年饿死不少人，那年我们家变卖了一些家产搬到县城里住了一年，我很清楚，在搬家之前我还记得我们家开的“纕子（皮棉）行”还在经营，到集市上收购籽棉，加工成皮棉，再把皮棉压榨成方形”榨个“，到济南出售，从中获利。我们家最富裕的时候应该是1930年左右。那时我们家的“纕子行”，非常红火，赚钱很多，那时最时髦的家当几乎都有，骡马轿车，进口自行车等都具备，在当时可能我们家算村里首富。从1943年以后我们家开始衰落，当然与战乱也有一定的关系，逐年变卖土地和其他家当，到1947年的解放前夕，我们家已经成为贫农，土地改革时还分了土地。
在我的幼年时期，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日本鬼子的占领和残害，二鬼子（伪军）狐假虎威，横征暴敛，土匪杂团横行霸道，老百姓没有一天的安生日子，真是民不聊生。记得日伪时期有一年，征收刻税，每亩地征棉花40斤，几乎家家都交不出，结果把大批村民都拘留到吕寨局子里（像现在的派出所），我那时刚刚4、5岁，也被母亲带了去，十方惊恐。由于大部分人家拿不起，最后也就不了了之。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和共产党来回拉锯，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于是一些地方武装就成了土匪，因为没有给养，所以就靠抢劫老百姓维持。当时的我们县周围就有张八、李九（李采题）胖娃娃，邓协忱、袁采荣、庞长身等杂乱武装。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邓协忱，他专门到我们那一带去抢东西，大到牛马牲口，小到衣服被褥，见到什么抢什么，把年轻人抓去当兵，我们村被抓的青年就有好几个，不过后来有的逃跑，有的被八路俘虏。老邓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为了节约子弹他活埋了很多人，老百姓对他恨的是咬牙切齿。为了躲避老邓的残害，老百姓经常跑到高粱地里去躲藏，或躲在地窖里，我就曾经到高粱地里躲藏过。1949年老邓跑到台湾去了，不然他肯定被枪毙，听说改革开放后他曾回大陆到济南，根本就不敢到高唐来。最近看到有人说老邓是抗日的英雄，这似乎有点歪曲历史了。李九是日伪时期的县长，他家是城西大鱼李庄的，也杀人无数。听说他没有文化，不知怎么当上的县长，解放后他跑到北京躲了起来，直到1953年才把他抓回来，当年夏天月在高唐大寺开公审大会，他被枪毙了，那天我正赶上在高唐准备参加中考，目睹了枪毙李九的公审大会，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是不服气，对上台诉苦的人态度仍很蛮横。
我小的时候物质生活相当贫乏，多数人家整年吃粗粮，主要是玉米、高粱和小米，那时候细粮较少，因为麦子产量低，基本上每亩产量一百斤左右，好的也超不过二百斤，所以细粮特别珍贵，只有刚刚下来麦子的时候，能够吃两个月的白面，那时候是农民最享福的时候，从秋天一直到第二年麦收，就很少吃细粮了。在过春节的时候虽然有一点面粉做馒头，多数都招待客人用了，小孩子是没有福分享受的。
穿的衣服多半是当地自产的粗布，粗糙且厚实，男人穿白色的衣服不用着色，妇女往往染成蓝色或黑色作衣服。从城里买的布叫洋布，价钱贵，一般老百姓买不起，只有富人才穿洋布和绸缎。那时候还经常种一种有色的棉花，叫“紫花棉”，是自然带有土色，这种棉花织成的布不用染色，男人可以直接穿这种布的衣服，解放后这种棉花不种了，因为它产量低，而且染料的发展使染色方便了。
纺织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传统手工活，织布多数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全家的衣服好被褥所用。因为洋布（工业生产的）太贵，大多数人家是买不起的，只好自己纺织。从地里摘回来的棉花到织成做衣服的粗布，要经过很多的工序，由于我从小耳赌目染，对织布的过程我还记忆犹新。从地里摘家来的棉花叫籽棉，是带种子的，必须经过轧花机把种子剔除出来，这种棉花叫皮棉，我们那称作纕子，纕子虽然没有种子，但还有很多杂质，经过弾花机或用弓子弾过后，去除杂质，才能用来纺线织布。把棉花变成布匹，要经过如下的步骤：
①搓布鸡：把弾好的棉花撕小一小块，放在干净的砖上，用挺杆（高梁桔最上一节）把棉花搓成中空的直筒，类似于油条模样。②纺线：把布鸡在纺线车上拉成细线的过程，纺线是个功夫活，一个妇女一天纺2两棉花就算很快了，这活计常常是上年纪的妇女干，我小时候看到外祖母整天坐在纺车前不停地拉线。                ③拐线：在纺线车上出来的线是橄榄状的纺锤，拐线就是把纺锤样的线绕在一个扭工字状的拐子上，形成直径大约50公分的线圈簇 。④浆线：用面粉做成的稀糊糊把线圈簇泡起来，放在锅里加热揉匀，然后拿出来凉干，这样的线就有劲。    ⑤落线：把前一过程形成的线圈簇再缠绕在一种叫栎子的东西上，这种栎子有四个木条和十字支架组成，可以穿在铁轴上转动，类似于放风筝绕线的拐子。⑥牵机：牵机是一项技术活，要经过仔细计算才能做好，不然会造成损失。比如有10个栎子，每个栎子上的线的长度是2000市尺，要织的布面宽度是400条经线，那么中心线能织的布的长度应该是2000/（400/10）=50市尺左右 ，在牵机是每段线的长度截取50市尺左右即可，这就是织布的长度，也是经线的长度。当时的妇女多没有文化，但她们会算这个账，一般算的八九不离十。 ⑦掏综 ：综是用上好的棉绳做成的，长度略长于布的宽度，经线是从綜的绳扣穿过的，一匹穿经线的单数，另一匹穿经线的双数，以便于织布时交叉提起经线的单双数，梭子来回穿行时就编成了布面。⑧穿杼：把所有的经线从杼里穿过，以免经线扰动，杼是镶嵌在织布机上的，织布时来回推拉它，挤压纬线，使布更加密实。穿完杼以后，织布的准备工作就算基本结束了，把经线绑在织布机上就可以织布了，还有一项工作是准备纬线。⑨纬线制作：制作纬线要比经线简单得多，把纺锤的线倒在一个挺杆上，形成线穗。在挺杆上先插上一个方孔铜钱，线头穿入铜钱的孔内系牢，再来回转动挺杆，这样就把纺锤上的线到在了挺杆上，形成线穗，用水浸泡后就可放入梭内当经线用了⑩织布：以上准备工作完成后就可织布了，但是织布是个技术活，必须经过培训才能掌握这项技术。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嫂子和其他人在家织布，我们家有一台枣木织布机，非常标准，很多人家来借用，后来不知传到哪里去了，现在人们都不穿粗布了，织布机也没有用了，现在的青年人都不知它是何物。
我们的村子是个比较封闭的村庄，外出混事的很少。多少人从事农业，男耕女织是每个家庭的正常分工。男人重要耕种管理和收割庄稼，那时候农具落后，农活全靠人力好蓄力，穷苦人家买不起牲口，干农活就更累了。耕地：耕地是一项非常重要但又异常繁重的农活，人好牲口都很累，每年有春种好秋耕两次，是在下种前的重要一环。耕地要求技术很高，既要保持深度一致，还要宽窄均匀，来去顺直，对牲口的使用熟练才能做到。一般这个活是有经验的老农去干，年轻人很难胜任。把地：耕地以后，可能出现很多大的土块，，地面很不均匀，不利于播种，所以要耙地。耙是一个近似长方形的木框。上面插着许多铁橛子（耙齿），用牲口拉着，人站在耙上在地里来回拉，耙过的地就平整多了，一些小坷垃（土块）也被压碎。耩地：就是播种，这也是技术要求很高的农活，需要3个人好一头牲口，前边由一个人牵着牲口，不能让它走斜了，后面一个人掌耧，保持下种的深度一致好深浅适中，还有一个人是负责撒种，技术最高，一是要撒匀，二是要掌握住每亩用种的数量，特别是小颗粒的种子，例如谷子，稍不注意就出现差错，要么太密。要么太疏。其他农活就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了，只要有力气就行。麦收是最累的农活，因为时间要求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把麦子收回家，不抓紧不行。那时候往往还为了多得一点麦草，不用镰割麦子，而是连根拔起，非常费力，麦收的那几天多数人都累得腰酸背痛，现在有了收割机，再也不用出那么大的力了。
晚上照明很落后，没有电灯。没有煤油灯，多数使用棉籽油灯。在一个小碗里放上棉籽油，再用棉花搓一个粗绳放在油里点燃用来证明。这种灯亮度很差，而且冒黑烟，如果在灯下呆一两个钟头，鼻子里就有很多黑灰。
取火的方式更落后，没有打火机，有火柴（我们称洋火）很贵，用不起。多数人家用火石、火镰取火。火石是一种黑色的石头，大小如薑块，但很薄，火镰是刀状的铁片，两者撞击产生火星，当火星落在草纸灰上时就引燃了草纸，再慢慢引燃柴火，用了烧饭，这种取火方式比钻谋取火先进不了多少，打一次火需要很长时间，并且还需要技术，初次使用还打不出火来。那时候到邻居家去借火是常有的事。
在我们那里的男人多数吸烟，我们说抽烟，但那时抽不起现在的香烟，是抽旱烟，用烟袋抽烟末，是用烟叶混合上一些其他植物的叶子做成，价格很便宜，几分钱买一大包。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木头盒子盛烟叶好烟袋，有串门的人来了就抽烟，也不太讲究卫生。那是的烟袋很讲究，玉石的烟袋嘴，黄铜烟袋锅，竹子烟袋杆，有的还拴一个绣花的小布口袋，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烟袋家什，现在年轻人西纸烟，烟袋就消失了，可古玩市场又把烟袋当成了文物保存。还有一种铜制的水烟袋，用现在的话说是环保产品，烟袋是一种壶的结构，里面放水，烟是通过水过滤后进入人的口里，大概吸收了一部分尼古丁，这种烟袋只有有身份的人家才有，而且它用的不是一般的烟叶或烟末，而是很细的烟丝。
那时候的交通工具好运载工具品种不少，但都很慢且笨重。比较普遍用的是一种叫大车的运输工具，与古代的马车相似，两个大的木轱辘支撑着平板车底盘，两侧有挡板。往往用牛或马骡驾辕。主要用它拉货和收割庄稼时用。还有一种常用交通兼运输工具，叫四轱辘头车，是四个轱辘支撑着一个四方形木匣子，套上牲口可以拉土拉粪，走亲戚时也可铺上被褥就可以坐人，这种车一般是穷人家拥有，富人家往往坐马拉轿车，在我记事的时候，平常没有人坐轿车，只有结婚时当陪娶的人才有资格坐轿车，我小时候坐过一次，是人家结婚我去压轿，相当于现在的伴郎。还有一种交通工具就是轿子，在我记事的时候平常就没有人坐了，只有在结婚时才从专业的轿夫那里顾上两乘小轿，从男方出发时新郎和压轿的人坐着到女方，回来时新郎和新娘各坐一顶，压轿的坐车回来，现在结婚都用上现代的交通工具了，这种轿子在农村恐怕见不到了，只有在旅游景点作为赚钱的方式吸引游客的兴趣。在生产和生活中，还有几种车常用，独轮车就有好几种，一种是小红车，如图上那一种，可以载重几百斤，还能远距离运输，这种车当中突起，两边载货或坐人，过去的脚力都用这种车。还有一种叫小平车，车轱辘上面放一个平板，这种车载重量不大，也不能远行，在家门口推点庄稼或其他小东西。再有一种叫土车子，是在轱辘上方安装一个像簸其一样的木头盒子，专门推土好推粪用的。这种车合作化以后就消失了。1958年以后出现一种很简单的独轮车叫小地牛，一个小轱辘，安上两根棍子就可以了，推点轻便的东西比手提省力，但很快就被淘汰了。当拖拉机好农用三轮出现后，这些交通运输工具都当做柴禾烧了，但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抹不去，若干年后，这些都是文物。
粮食加工在当时是生活中的大事，那时候没有机器加工粮食。吃的面粉、小米面和玉米面等都要用磨推。而由谷子碾成小米就要用碾子。那时候碾子好磨是村里的重要设备，几乎有一半的人家有碾子或磨坊，磨坊也是积肥的渠道之一，用牲口推磨，牲口的大小便归磨坊的主人，拥有有一盘磨，相当于养一头牲口的积肥。磨面粉或杂粮面是很麻烦的事情，常说“面好吃，磨难埃”是做媳妇的怨言，一个上午不停的干，磨四五十斤面粉就不容易了，家口大的人家才能吃几天？特别到了快过春节的时候，每家要准备几百斤的粗细面，往往通宵达旦地在磨坊干活，实在是辛苦。合作化以后，牲口几乎死光，推磨和压碾子都靠人力，更是苦不堪言。当然，这时候粮食极缺，想多加工也没有，只好推一点吃一点。现在有了专门的粮食加工机构，磨和碾子也成了历史遗物了。
童年的生活是艰辛的，但那时的生态环境比现在好多了，生物的多样性尤其突出，某个村都有年过百岁的古树。在我记事时我们村的大树就有几十颗。在我们的大门前有一口水井，不知有了多少年代，水质很好，半个村子都喝这口井的水，井旁有三四颗大柳树，树干直径都有一米多，夏天很多人在树下乘凉，解放以后树被砍了，再也没有人去栽，最近这口井也被填死了。在村子西头有好几颗白杨树，高大参天，上面常筑有乌鸦窝，每到傍晚，乌鸦就落满场院，人们还拼命地赶它，可现在想看乌鸦也难了。这几颗白杨树也在解放后砍伐了。在村西南的湾坑上有一颗很大的杜梨树，每年结满枝头的杜梨是孩子们关心的事。杜梨像樱桃的模样，但不如樱桃好吃。不熟的时候发涩，熟了以后有点酸，那时候没有水果吃，能有杜梨解解馋也知足。在村西头有一个大的苇塘，苇子长得特别好，粗壮得像竹竿一样，每年塘主卖苇子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苇子叶是包粽子的好材料，两项加起来不比庄家收入少。前几年回家，看到苇子塘没有了，全盖成房子了。
在我们那样的大平原上，那时候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如狐狸，在我们村西的废窑上就有许多狐狸，每到傍晚，它们就瞪着蓝色的眼睛吼叫，十分令人恐惧，有时晚上跑到村子里偷鸡吃。有一次在我姥娘家的村子（东铺），一只狐狸到他家偷鸡，被鸡的主人用火筷子把那只狐狸捅死在鸡窝里，第二天早晨我们都去看了那只死狐狸，可见当时狐狸的数量是挺多的。獾不像狐狸那样凶恶，不爱到村子里来，但它也是偷吃庄家好瓜果，长的很肥，它的油可以治疗烫伤，所以捉住獾以后主要是要獾油。50年代从外地来了一邦人，带着专用工具，把狐狸和獾统统杀死带走，那时候没有环保意识，没有人去管这些事，还认为是为民除害，现在这些动物在平原上基本绝迹了，多么遗憾！野兔在平原上是多的，因为它繁殖快，所以很难杀绝，麦收季节是野兔繁殖的时候，往往在割麦子时发现野兔的幼崽，我们就拿回了在家里养着，可它稍微长大就挖洞逃跑了；冬天，当别的庄家收割完了，地里只剩下棉花桔的时候，野兔就跑到棉花地里躲藏，我们学生和民兵合伙就去网兔子，把网子挂在棉花地头上，一帮人拿着棍子吆喝，兔子拼命往地头上跑，结果钻到网子里被捉，我们如果运气好，一天可以网住4、5只野兔，晚上就有一顿美餐。那时候很少有吃肉的机会，能吃顿兔子肉就是很解馋。冬天也有专门用猎枪打兔子的，虽然多有收获，伤人的事也发生不少。
那时候由于种地不使用农药和化肥，地里的昆虫特别多，蝈蝈、蚂蚱、蛐蛐等五花八门都有。在豆叶快黄的时候，地里的蝈蝈特别多，越是天热它叫得越响，我们常常在中午去豆子地里捉蝈蝈，这东西也挺狡猾，听见人的动静它就不叫了。我们在离开蝈蝈很远的地方仔细听着，当确定好了蝈蝈的位置再走过去捉它，这时候它往往在豆叶底下藏着，仔细寻找才能发现它。发现了还不能直接用手抓，因为它有一对锋利的牙，咬一口就会把手咬破，往往在手里垫上一些树叶之类的东西去抓。抓回来的公蝈蝈放在笼子里让它唱歌，母蝈蝈就烧着吃了母国有一肚子卵，黄黄的，非常好吃，和鸡蛋黄的味道差不多。还有一种昆虫，叫黑麻虫，实际上是一种小的金龟子，每年春天当小麦长到半尺高的时候，这种虫子就特别多，白天它不出来，只到傍晚的时候它就在麦田里低飞或在麦苗上爬行，这时候我们小孩子每人拿一个玻璃瓶子去抓它，一边找这个小东西，一边念叨一种儿歌“黑麻虫，白麻虫，咯咯朗朗起五更，五更五，货郎鼓，人家的姑娘都来了，我家的姑娘还没来，说着说着来了，骑着白马，打着红伞，叼着吗吗瞪着眼”，当时也不知道这儿歌的意思是什么，只知道是盼望多捉一些小虫而已。抓住小虫放进瓶子里，第二天拿来喂鸡，鸡吃了小虫后蛋下得多，而且蛋黄特别黄。
我们的童年是放任自流的，家长基本不管，自己随便出去玩耍，到时候回家吃饭睡觉就行，没有人整天看管。我们常常和小伙伴去邻近村玩耍。那时候好玩的地方是各种庙宇，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每个村都有庙，主要是龙王庙、关公庙、阎王庙等。庙里的塑像和壁画非常漂亮，但有的神像面目狰狞，十分可怕，一个人是不敢进去的，我们一般是几个小伙伴互相壮着胆子进去。记得马庄西头的龙王庙中有个壁画是劝孝的故事，是说天上突然下雨，一个男子背起老婆往家跑，把他母亲和孩子丢下不管，此时被龙王爷发现，结果把雨都下在男子两口子头上，他母亲那里天气晴朗无事。这个故事在农村影响很大，用一种简单易懂的方式宣传了孝道，也宣传了龙王的神威。在我们村后原来有一个很大的庙宇，叫武家庙，不知是纪念什么神的，在我记事的时候庙宇已经毁掉，光留下一些碎砖乱瓦，好像当时还赶过庙会，现在说起武家庙来，村里人仍然知道是那个地方。我们村的庙是在村子当中，前后有两个很大的湾坑，整年有水不见底，夏天我们在里面游泳、摸鱼，冬天在上面滑冰，是我们小孩的乐园，前几年回家，看到湾坑变成了住宅，整年都没有水存了。我们村的庙不知是供奉何神，在我记事的时候神像已经被毁，壁画被砸，唯独剩下一口很大的铁钟，上面刻有很多符号和文字，那时我年纪小不在意，如果保存到现在估计也是重要文物了。庙后有五六间平房，后来成了我们村学校，我小学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除了去看庙宇外，还有一个地方廷让人好奇，就是在殷庄的西头有一个很大的土坟，占地面积几十平方米，高有一层楼那么高，坟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的什么东西当时我们看不懂，但关于它的故事在我们那一带几乎家喻户晓。据说该村有一位孝子，为父母守孝三年，三年内都在坟上吃住，并且每天用孝衣到处收土给他父母添坟。忽然有一天他嫂子给他送饭时告诉他，说他妻子怀孕，该男子非常吃惊，说自己一年多没有回家，妻子怀孕肯定是有坏人从中捣鬼，于是他就报了官。县大老爷来到现场勘察以后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破案线索。有一天，这位大老爷正在瞌睡，忽然梦见一匹白马上插着一杆红旗飞快跑来把大老爷惊醒。这位爷马上下令围起前边的马庄寻找叫马红旗的人。结果还真有叫这个名字的人，立即在他家搜查，从他家搜出孝衣孝帽，经审问他就是骗奸的罪犯，此案水落石出，留下一段佳话，石碑上是否记载此事，我就弄不清了。后来才知道这位孝子原来是我们董家的七世祖董坤，此人以学校成名且发家，董楼的楼房就是他建设起来的，董楼也因此得名，此事载入高唐州志上。大概是康熙32年版的志书。